到旧史中讨故事，在近年的文学是流行的做法，但论到风气，其实不如电视剧盛，后者这几年，已颇有离开历史剧便混不下去的形迹。这，倒也蛮符合时代特征。不都道眼下“后现代”了么？既如此，“以史为娱”便是一种很恰当的时髦，像港台历史剧《包青天》、《戏说乾隆》、《还珠格格》等皆属此类，大众在哈哈一笑间，打发掉挣钱之余的空虚，自然竞相睹之。对内地制片商来说，既然历史剧市场如此看好，他们岂有甘于寂寞之理，也比着赛着推出历史剧。刚刚火爆荧屏的《雍正王朝》有关人员，曾两次被请至《东方时空》，讲解成功的经验。电视剧之得失，要由电视剧专家探讨，旁人是插不上话的，也不必插这种话。但在主持人同演员唐国强的对话中，我听到这样的称赞：“表现了雍正勤政爱民……”，只是对这句话，我感觉到有一些其他的想法。
我要说的意见，不是人们不可以这样去称赞封建帝王；虽然中国出过许许多多的昏君、暴君，但至少在纸上，“勤政爱民”一直是皇帝们都表示要奉守的信条，其实也不都在口头上表示信仰，付诸行动的也不乏其人——这就不管它了吧。我所想说的是，当人们把“勤政爱民”几个字赋与某位皇帝时，不单单是对他个人的一番肯定，更道出了这种肯定背后的价值观念，或曰“理想”。这理想，便是中国的文化和历史思想所推崇的自三皇五帝以来的“为君之道”；与它相符，便是“明君”，反之则是“昏君”。这理想倒谈不上是什么邪恶的理想，因为“勤政爱民”的皇帝，会比“怠政虐世”的皇帝要好一些，但是，倘立足于现代，我们总不会不明白，那样的理想完完全全是在鼓吹“人治”。这点道理，不必说是正在迫近21世纪的中国，即使退回十好几个世纪，也有人明白，《阿房宫赋》的一句话便曾给我极深的印象：“嗟乎！一人之心，千万人之心也！”这颗心摆正了，天下人才有活路，这颗心稍微歪一些儿，就政治黯昧、民不聊生。
杜牧此言，深中肯綮，足替几千年的中国历史具结。不承想，到了眼下这时代，反而有人走到相反的思路上。当然可以料到会有如下的抗辩：如果史实如此，作为历史剧难道不应当加以尊重、如实再现么？在此我姑且不给予“史实”这个暧昧的字眼过多的质疑，就算它靠得住，依我看，分明也有两类史实——即以皇权政治而言，一方面是偶或地产生过李世民那样的所谓“有作为的君主”，另一方面却在成批成批制造独夫民贼，那么，面对这两种皆可称为“史实”的情形，我们的理智应忠于哪一种，难道很难取舍么？何况从更大背景上看，中国的传统制度在清代分明已陷入最朽腐的状态，那社会毋庸置疑已在死亡的气息里浸得极深——为何在这样的事实面前，我们还有兴致对某个皇帝的“勤政爱民”津津乐道呢？
理由也许在于“道德”罢？自儒教被尊为国教以来，重德的理念便成了国本。自然，不能说只有中国人才看重道德，别的民族不看重，而是我们看重道德的方式委实很特别，特别之处即在于泛道德化——将一切问题都诉诸道德的追求和道德途径的解决。御制《资治通鉴序》头一句即道：“朕惟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，故能刚健笃实，辉光日新。”这是谈政治。《论衡·书解篇》说：“德高而文积。”这是谈文学。岂止政治和文学，古来中国哪一桩事脱得“德为根本”的逻辑？商人有商德，妇人有妇德，武人有武德，乞丐有丐德，妓盗之流据说也有自己的德行可以讲究。器重德行本是好传统，可倘若这器重变成了“凡事德为先”，就不单单是悲剧，且极易隐恶于“善”，将历史的大是大非泯灭在道德的崇拜之中。我们仍说清代皇帝，其实当得起“慎始修德以隆治化”的，远不是一个雍正，他以前的康熙不必说了，就是在他以后，除了同治不知检点外，其余在为君之道方面都可以说克己颇谨。据前太监信修明的遗著《老太监的回忆》说，道光初年，大阿哥（皇长子）奕讳不满老师教读过严，说了句“我作了皇上，先杀了你。”此话传至道光耳中，他将奕讳叫来，飞起一脚，正踢中下部，竟将儿子踢死——今日做父亲的，可能没有哪个严于教子到了这等地步；就算大家都很痛恨的慈禧太后，据说执政期间也是夙夜操劳、不敢稍懈的；还有那个兴革图变的光绪，如只拿“君德”这把尺子衡量，简直无可挑剔……然而怎么样呢？中国照样在道光手里蒙受鸦片战争之耻，照样在慈禧手里濒于破亡，照样在光绪手里变法惨败。如嫌不足，我们还可以到前代去看一看。如所周知，明朝是亡在了崇祯的手里，关于这位皇帝，《三案始末》的作者温功义先生有如下评论：“他想当个中兴的英主，倒是很下了些力的，他不迩声色，起早贪黑，可以说是辛辛苦苦走上了他的灭亡的道路。”崇祯是典型的不甘荒怠的皇帝。把做“有道明君”当成最高境界，律己不可谓不严，责己不可谓不苛，所谓宵旰忧劳、唯日孜孜，可这又岂能分毫地改变国家的命运？
所以，德不足以治世。与其托荫于“有道明君”再世，不如去建造一个根本不需要“有道明君”的法治社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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